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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審查或電影分級:中美比較法視角的研究

日期: 201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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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政法論壇》第36卷第5期(2018年09月)

作者:劉毅,北京市影視娛樂法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北京理工大學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電影審查或電影分級:中美比較法視角的研究


內容摘要:《電影產業促進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中國電影法治化邁上一個新臺階,其中對電影審查制度做出了原則性規定,但是仍有改進的空間。美國作為世界電影大國和強國,其發展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參考,特別是中美兩國的電影審查(電影分級)制度很有必要從比較法的角度予以深入研究。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發現中美兩國在電影審查的法律制度和實踐上,各有其特點和國情,但也有著共同的發展規律和趨勢,中國可以逐步分階段從電影審查過渡到電影分級制度。

關鍵詞:電影審查、電影分級、中美比較、比較法研究


一、序言

2017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以下簡稱《電影法》)正式實施,這部法律被譽為“文化產業第一法”,是我國文化立法領域的一次突破,也是文化體制改革的一座里程碑,對于中國電影產業的法治化進程,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其中,該法對于備受電影從業者和社會公眾關注的電影審查制度,在第十六、十七、十八條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從而為中國電影審查制度奠定了法治化、規范化的基礎。但是客觀來說,圍繞電影審查的各種爭議,并未隨著《電影法》的出臺而平息,一方面是由于該法僅有三條原則性規定,尚需《實施細則》或部門規章予以進一步的細化和落實,也就是說,還缺少明確而具體的操作規程和行為細則;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在于,當前的中國電影審查制度仍有可以改進或提升的空間,無論是社會公眾還是電影從業者,有不少意見認為可以向美國等電影產業發達國家學習,將電影審查制度改為電影分級制度,為電影制作和發行放映提供更加寬松的條件和更加寬廣的空間。


關于電影審查和電影分級,雖然電影業界人士和相關媒體曾經有過比較熱烈的討論,但是法律專業領域的專題研究還很薄弱,部分原因在于中國電影行業的法治進程尚屬初級階段,不僅表現在立法層面的剛剛起步,也體現在電影領域的法學研究基本處于空白狀態。一方面,國內的法學高等院校并未將電影法或更廣泛的影視娛樂法納入教學與研究范疇,目前僅有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開設了名為“娛樂法”的研究生討論課;關于電影法或影視娛樂法領域的專著或教材幾近空缺,近年來只有介紹美國電影法概況和美國娛樂法律師業務等內容的專著,或者國內律師撰寫的影視法律實務操作指南等,并沒有立足于中國現實和制度的電影法學術專著或影視娛樂法教材。另一方面,中國的影視專業院校,對法律知識抱持著可有可無的態度,絕大部分影視院校沒有專業的法學研究力量。不過值得欣慰和期待的是,這種局面正在改變,國內的電影法研究或影視娛樂法的學術實踐正在逐漸興起,并走向蓬勃發展的態勢。特別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的出臺,以及已經納入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十三五”發展規劃的《廣播電視法》和《文化產業促進法》的起草準備,中國影視娛樂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都將進入一個從無到有,從草創到發展,從奠基到騰飛的黃金時代。


正如電影業界人士所期待的那樣,中國正在由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邁進,在此過程中,法治是必不可少的保障,我們可以從世界電影強國的發展經驗中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今世界真正稱得上電影大國和強國的可能只有美國了,最新統計顯示,2016年全球電影票房累計386億美元,其中美國好萊塢就占據了80%,可以說具有絕對的統治力和影響力。


而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美國好萊塢既是世界電影的領路人和巨無霸,也是電影法以及更廣義的影視娛樂法的發源地和創始者。特別是二戰以后,隨著以好萊塢為代表的現代電影產業的蓬勃興起,與電影有關的訴訟糾紛和法律問題接踵而至,包括電影法在內的娛樂法律師成為美國法律職業的新行當,以加州大學為代表的美國高校法學院紛紛開設專門的影視娛樂法專業課程,并培養影視娛樂法專業碩士。相應地,結合判例和立法,以及法學教授和律師們的學術研究與法律實踐,伴隨著電影、電視、廣播以及互聯網時代娛樂產業的高速增長,影視娛樂法在美國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視與發展。就世界范圍而言,隨著好萊塢電影本身,以及美國電影制片模式、投融資安排以及相關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則的全球化傳播,美國的影視娛樂法也同樣取得了廣泛的影響力。


因此,就電影法或影視娛樂法而言,當我們決定借鑒他國先進發展經驗,并結合本國國情制定法律,推進法治的時候,美國的影視娛樂法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參照對象。因此,本文以中美法律制度比較為視角,進行電影審查制度的分析和研究,以期在法律制度與理論層面上,對電影審查和電影分級這個影響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重要實踐問題,提出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


二、美國電影審查和分級制度的發展歷程

概括來說,美國電影發展史經歷了電影審查和電影分級兩個階段,對應的不同是經濟社會狀況和思想文化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電影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產品和藝術創作作品,與經濟社會以及政治之間的關聯、沖突與互動。其中反映出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現象和問題,對于其他正處于發展和趕超階段的國家來說,具有很大的參考與借鑒價值。


電影發明于1895年,而美國電影審查的最早記錄則始于1897年的“人民訴多利斯案”,可以說電影審查是伴隨著電影誕生而出現的,該案法官認為影片中新婚之夜的場景“超出了公眾認可的端莊的界限”,因而此片被禁映。1907年,芝加哥市頒布了一項電影審查法令,旨在“禁止淫穢和不道德的電影上映”,這一法令被視為美國第一部電影審查法規。另一個被認為是美國電影審查史上標志性事件的是1915年聯邦最高法院就“共同影片公司訴俄亥俄工業委員會案”做出的判決。該案的基本案情是:俄亥俄州工業委員會組建了電影審查機構,按照州政府通過的電影審查法案對本州影片進行審查,如果放映商私自放映未經審查的電影,會面臨罰款、監禁等一系列處罰。這一法規的出臺影響了俄亥俄州各大電影公司的既得利益,互助電影公司作為州內較大的電影公司更是首當其沖。


在法庭上,互助電影公司主張電影是一種“出版物”,是“膠片化的書”,應當享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權利的保護。但是,聯邦最高法院駁回了互助電影公司的上訴,而且九位大法官全部認定互助電影公司的主張不合理。法官認為電影由于其直觀的表現方式和極高的受歡迎度,如果用來呈現罪惡的話,會造成更加嚴重的社會影響。他們認為,電影是純粹的商業行為,是純粹為了盈利而創造的一種“能重復呈現”的表演秀,與文學、歌曲、藝術等表達方式有著本質的區別,不能視為媒體的一種形式,因此不在憲法第一修正案關的保護范圍。


該判決的實際意義在于,它承認了全國各州電影審查機構的法律地位,事實上賦予了各州對電影進行審查的權力,實際上為美國各地方政府和教會團體組建形形色色的電影審查機構鋪平了道路。既然電影不享有賦予文學、戲劇、繪畫等藝術形式的同等自由,那么對電影內容實行嚴格審查似乎就成了天經地義的舉措。此后,美國各州的電影審查委員會如雨后春筍般相繼成立,各州出臺的各式各樣的電影法案多如牛毛。更有國會議員呼吁成立聯邦層面的電影審查機構,借此統一全國的電影審查制度,以控制電影的內容與價值導向。但是,這對于好萊塢的各大電影公司來說絕不是什么好消息,因為即使一部電影被一些州禁映,他們還能從其他的州賺回一點成本,如果將來成立了全國性的電影審查機構,一部電影的禁映就等于是血本無歸。因此,電影業急需一個“話筒”,能夠代表全體電影業發聲,幫助整個行業爭取憲法的保護和輿論的支持。


1922年,幾大電影公司共同建立了“美國制片人和發行人協會(MPPDA,即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并以高薪聘請美國郵政部長、基督教長老會長老、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威爾?海斯(Will?H.?Hays)?出任主席。在海斯的主持下,制訂了后來統治好萊塢長達30年的《電影制片法典》(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俗稱“海斯法典”(Hays Code),它是世界上第一部限制電影內容的行業規范。對當時的好萊塢來說,“海斯法典”是一個既能平息多種宗教組織抵制電影的風潮、又能避免警方或政府干預電影業的自我調節手段。海斯法典有所謂十二條禁令,這些內容大部分其實也是原則性的。如不能講授犯罪的方法、使潛在的犯罪分子產生模仿的念頭,不能使觀眾對于婚姻制度產生反感,不能瀆神或把神職人員表現成滑稽可笑的角色或歹徒,考慮和尊重任何民族的正當權利、歷史和情感等。


20世紀下半葉,伴隨美國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文化產業的突飛猛進,美國社會關于道德觀念也有了較大的轉變,電影頭上的“枷鎖”的合理性得到了社會的關注。聯邦法院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認識和實踐也在不斷地深入。1952年,“約瑟夫?博斯汀公司訴威爾遜”一案成為美國電影審查史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約瑟夫?博斯汀公司買下了一位意大利導演的作品《奇跡》的版權,獲得了紐約州教育部電影分部頒發的放映執照后進行放映。但在公映之后,紐約州行政委員會又重審了這部影片,并認為影片存在“瀆神”的片段,因此判決禁映。博斯汀公司隨即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九位大法官以全票推翻了之前的判決,博斯汀公司獲得勝利。克拉克大法官在法庭上明確指出,紐約州法律是對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的違憲性限制,并宣布“電影屬于憲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所保護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范圍之內。互助電影公司訴俄亥俄工業委員會一案已經與本案所提出的意見不一致,我們不再遵守”。自此,電影創作開始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而電影審查機構則開始顯得不合時宜,并逐漸被電影分級制度所取代。


1966年,《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中文名《靈欲春宵》)上映。這部影片尺度較大,包含了大量的粗話以及裸露情節。但美國電影協會(MPAA)與制片公司進行長時間的談判磋商,最終該片竟然成功上映,只是在影片中打出了的提示標語,禁止18歲以下觀眾觀看。美國學界普遍認為這部電影的上映宣告了好萊塢自我審查體系土崩瓦解,以及審查機構的名存實亡。1968年,時任美國電影協會主席的杰克·瓦倫蒂(Jack Valenti)與電影業各公司組織、宗教團體等經過深入研討,聯合全國電影業主聯合會、美國電影進口和發行委員會以及其他制片人、相關組織,創設了“電影自愿分級制度”,希望通過對影片進行分級以便為觀眾提供觀看影片的建議。“本制度是基于自愿的電影分級制度,?影片如何制作,內容如何表現,全部交由導演和制片廠商決定,?不再受到干涉。”


具體進行分級操作的是隸屬于美國電影協會分類與分級管理部的分級委員會。委員會總部設在洛杉磯,成員為8至13人不等。該委員會由主席、高級分級委員和普通分級委員組成。委員會主席由美國電影協會主席直接指派,對所有影片的定級負有最終責任。高級分級委員都具有能夠定奪影片分級的實踐經驗,由他們領導普通委員商討對影片如何定級,以確保分級制度的標準可以保持連續和統一。普通分級委員在高級委員的領導下,進行電影分級。為保障機構的獨立性,除了主席之外,分級委員名單不對外公布。分級委員會的構成需要遵循兩個原則,一是人員構成需要代表美國多元社會,即分級委員的構成必須兼顧男女、種族等等;二是所有委員必須擁有子女,而且普通分級委員還要求子女在5至17歲之間。所有分級委員都不可以在其他娛樂行業任職。在進行分級時,分級委員會成員先審閱影片,然后進行無記名投票,并對各項評定內容闡明分級理由,綜合評定后對影片加以分級,最終所有成員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出分級的決定。


為充分保障電影創作者的權益,MPAA為他們提供了救濟措施,設置了上訴委員會,專門負責處理對影片分級不服的上訴。上訴委員會由電影協會和全國電影業主聯合會(NATO)共同組成,一般有14至18人。上訴方與被上訴方還有上訴委員會共同觀看上訴影片,然后由雙方分別闡述上訴或者分級的原因,然后由上訴委員會商討后進行秘密投票,若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員會成員支持上訴請求,即可推翻原定級別。


1968年的電影分級制度是四級標準,先后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了兩次修改,最終形成了現行的五級標準,分級的標準是根據性和暴力等鏡頭的出現次數、持續時間以及表現程度來裁定的。具體分級標準見下表:


G級

大眾級:適合所有年齡段的人群觀看。

在主題、語言、性和暴力等方面沒有會引起不快的內容;所有臺詞、用語都屬于日常通用語言的范圍內。

PG級

輔導級:建議在父母或監護人的陪伴下觀看,可能有部分內容可能對兒童不宜。

基本沒有性愛、裸體或吸毒鏡頭;恐怖和暴力場景較少,并被控制在適度范圍內。

PG-13級

特別輔導級:13歲或以下兒童尤其要在父母或監護人陪同下觀看,有些內容不適宜13歲以下兒童觀看。

沒有持續性的暴力場面,有少量裸體鏡頭,有時可能有部分吸毒鏡頭和粗話。


R級

限制級:17歲或以下觀眾必須由父母或監護人陪同才能觀看。


有較多的性愛、暴力、吸毒等場面和臟話,父母被強烈要求先了解影片再決定是否陪同孩子觀看。

NC-17級

特別限制級:17歲或以下觀眾禁止觀看。

影片可能含有強烈的暴力、性愛、吸毒或者畸形變態內容。


三、我國電影審查制度的現狀分析

如前所述,《電影法》對電影審查的規定主要體現在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和第十八條。其中第十六條規定了電影不得含有的禁止性內容,共八項。該條可以被視為電影審查的實質性標準條款。在電影攝制前階段,如果一般題材電影劇本梗概內容,重大或特殊題材電影劇本內容違反本條規定,將會影響擬攝制電影的法人、其他組織取得電影備案證明文件或批準文件,法人、其他組織需對電影劇本梗概、電影劇本內容做出修改更正。在電影攝制完成后階段,如果電影成片內容違反本條規定,將會影響攝制電影的法人、其他組織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法人、其他組織需對電影成片內容做出修改變更。


《電影法》第十七條是關于電影成片審查與頒發公映許可證的程序性規定。本法正式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省級人民政府電影主管部門享有電影審查權,同時也是對原國家廣電總局之前頒布的一系列文件的呼應與確認。按照屬地管理原則,各省級行政區域內的法人、其他組織在電影攝制完畢后,直接將電影(重大題材除外)送交本省級人民政府電影主管部門終審即可,無需再提交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有利于簡化審批流程,提高行政效率。并通過下放審查權利、縮短審查期限等措施表明政府監管方向的轉變,由事前控制轉變為事中、事后監督,有利于降低電影市場的準入門檻,激勵更多有實力有夢想的從業人員進入電影行業,創作出更多優秀的電影作品。


其次,2006年原國家廣電總局發布的《電影劇本(梗概)?備案、電影片管理規定》第18條規定“制片單位對電影片審查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影片審查決定書》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向廣電總局電影復審委員會提出復審申請。廣電總局電影復審委員會應在二十個工作日內作出復審決定。”根據此條規定,原國家廣電總局除享有電影審查權之外,還享有“復審決定權”,電影審查期限為五十日(初審三十日加復審二十日),電影審查期限變長無疑增加了電影上映的不確定因素。《電影法》直接省去“復審”程序,將電影審查期限統一規定為三十日,從而大大減少了電影上映的不確定因素,縮短了電影的成片審查期限,降低了電影發行放映的時間成本,有利于縮短電影的投資回報周期,促進電影產業的良性循環發展。


此外,本條首次規定了制定完善電影審查的具體標準和程序,要求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并組織專家進行論證,同時還規定電影審查的具體標準和程序應當向社會公布。電影審查標準的模糊性、導向性和不公開性,一直飽受業界詬病,不利于電影產業的健康發展。《電影法》的新規定有利于建立和完善電影審查標準,同時讓社會公眾都能以公開方式了解熟知電影審查的具體標準和程序,從而幫助電影從業者準確評估、規避相關風險,規范自身拍攝行為,保障電影攝制內容符合電影審查相關標準。


緊接著,《電影法》第十八條就專門規定了“進行電影審查應當組織不少于五名專家進行評審,由專家提出評審意見。法人、其他組織對專家評審意見有異議的,國務院電影主管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電影主管部門可以另行組織專家再次評審。專家的評審意見應當作為作出審查決定的重要依據。前款規定的評審專家包括專家庫中的專家和根據電影題材特別聘請的專家。專家遴選和評審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電影主管部門制定。”相比以往比較模糊的規定,本條明確將專家評審納入電影審查的必備程序,并將專家評審意見作為審查決定的重要依據,同時明確授權國務院電影主管部門通過制定具體辦法來進一步細化專家遴選及評審程序,規范電影審查程序,從而確保審查決定的公平、公正和權威。電影的內容和題材可能涉及各行各業,為確保電影審查決定的客觀、公正,需要聽取相關行業專家的專業意見。


最后,對于電影主管部門作出的不準予電影公映決定,在《電影法》第五章第五十八條做出了法律救濟的規定,即“其中,對國務院電影主管部門作出的不準予電影公映的決定不服的,應當先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此項規定是電影產業法治化的一個重大進步,改變了《電影管理條例》缺失行政法律救濟程序的狀況,使得電影從業人員有了依法維權,通過行政程序和司法途徑進行權利博弈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我國關于電影審查制度在立法層面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電影產業促進法》已經在法律的高度上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接下來就需要出臺實施細則來完善和細化電影審查制度。但是,即便如此,并不意味著我國的電影審查制度就沒有可以改進和提升的空間。相反,無論是電影業界還是法學界,仍然對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持有保留意見,仍然希望在現有的制度基礎上,繼續推進我國電影審查制度的改革與發展。


四、特點與比較

通過中美電影審查制度的比較,我們發現兩國有很大的差異,或者說各有其特點。首先,美國并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電影管理官方機構,其電影審查以及電影分級完全是社會主導或民間自治的,包括早期的電影審查機構和后期的電影分級機構都是非官方的組織,行使的都是行業自治的管理權。中國則是由電影管理官方機構——國務院電影主管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電影主管部門,行使包括電影審查在內的廣泛的行業管理權。因此,我國包括電影審查在內的電影產業管理方式的官方色彩過于濃厚,很容易出現“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電影產業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更多地交由市場調節和行業自治,特別是關乎行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的行業規范與制度建設,可以由電影行業自治組織逐步發展完善,電影主管部門則負責監督指導。


其次,兩國的電影審查實際上完全是兩種模式,美國已經走過了從電影審查到電影分級的發展與轉型之路,也就是說,當代美國在電影管理機制上,已經以電影分級制度取代了電影審查制度。而且,美國對電影業的所謂“管理”,實際上主要是行業自治,是美國電影業內人士建立的一種以自發、自愿、自律為基礎的自治管理模式。這其中,體現的是政府、社會、行業以及觀眾之間的博弈與互動,合理的制度是在良性的博弈與互動的基礎上自發形成的。以好萊塢的主流商業電影“尺度”為例,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磨合與摸索之后,其實已經成為美國式的“主旋律”電影,包括意識形態上的愛國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對基督教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強調,對色情、暴力情節與鏡頭的適當節制等等,這是多方博弈與合力的結果,最終達至一種相對穩定的平衡狀態。因此,目前的好萊塢主流商業電影,不僅在美國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取得了壓倒性的國際優勢地位。


第三,司法的力量在美國電影審查制度的演進和博弈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美國法院特別是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對電影審查的演進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其中據以作出判決的主要依據或焦點就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原則。如前所述,《電影法》第五十八條中特別規定了針對電影審查結果的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程序,這是重大的制度進步,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電影從業者和制片方還缺乏以法律作為利益博弈和制度改進之工具的觀念和行動。未來隨著中國電影產業法治化進程的推進,相信更多的電影人會以《電影法》及其他相關法律為依據,通過行政程序和司法途徑維護自身權益,拓展全行業的發展空間。


第四,參與電影審查或分級的審查委員的組成也不同,美國的電影分級委員會成員由美國電影協會和美國影院業主協會聘請的業界人士和有孩子(一般5-17歲)的普通觀眾組成。我國的電影審查成員則由所謂的專家組成,這里所說的專家主要是指編劇、導演、演員等電影主創人員,評論、歷史、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學者,國家安全、外交、民族、宗教、軍事等領域的相關負責人員或者權威,以及思想、教育、婦女兒童等領域的相關負責人員或專業人員。


第五,除了這些不同之處,在審查的禁止內容方面則是大同小異。例如,美國現有的電影分級制度,其審查內容主要集中在暴力、色情、毒品等方面,我國的電影審查制度所針對的內容中也主要包括這些內容,當然相比而言,我們的內容審查范圍更為寬泛一些,還包括了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其實,深入考察后就會發現,在美國的主流商業電影中,政治、宗教、種族等敏感因素,早已成為制片方、創作方的一種行業性共識,即在創作和制作階段已經自覺地進行了自我審查,以確保其作品的“政治正確”。除此之外的小眾藝術電影或離經叛道的實驗性電影,因其本身受眾很小,也不具備商業性和廣泛的影響力,因而不在此列。


四、借鑒與啟示

結合美國的制度與發展經驗,針對目前的中國電影審查制度,仍有可以改進和提升的方面。首先,評審專家的組成應當進一步優化。目前的評審專家主要由行政官員、電影從業者、電影研究學者、媒體工作者等成員組成,筆者認為,應該適當減少政府官員在審查委員會的比例,讓更多的電影從業者、電影學研究學者、媒體工作者和普通觀眾參與其中,既能體現對電影藝術和專業的理解和尊重,又能體現政府的開放與開明態度。特別是借鑒他國經驗,請有孩子的普通家長觀眾參與電影審查,尤其能體現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工作宗旨。


其次,電影審查的標準應當進一步明確化。《電影產業促進法》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國務院電影主管部門應當根據本法制定完善電影審查的具體標準和程序,并向社會公布。制定完善電影審查的具體標準應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并組織專家進行論證。”這是一個好的出發點,有了明確的審查標準,才能削弱審查委員會在審查過程中的個人意志,才能符合法律可操作性和嚴密性的特征。對于電影創作者來說,有了明文規定,就有了一個明確的創作范圍和框架,允許他們在法律法規允許的空間內自由發揮,可以充分保障他們的創作自由。同時,應該把審查標準進一步細化,出臺一個明確的操作細則,讓審查人員在操作過程中有可以遵循的依據。


第三,通過法治實踐推進電影事業的法治化。如前所述,隨著《電影法》的頒行,針對電影主管部門做出的電影審查結果,當事方或行政相對人可以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相比之前的《電影管理條例》,這是電影產業立法和電影產業法治化的一個重大的進步。但是在現實法治實踐中,電影從業者和電影審查制度中的行政相對人,是否有意識甚至是勇氣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通過法律手段與電影管理部門展開博弈;司法機關能否在法庭上平衡好電影藝術、電影產業發展需求和趨勢,同公序良俗、國情民意之間的關系,通過以(法)理服人的公正裁判,推進中國電影事業和法治化的發展;電影管理部門能否進一步樹立管理法治化的觀念,加強電影審查的程序化和規范化,公正合理地開展行政復議,積極有效地參與行政訴訟,所有這些都是決定我國的電影事業法治化水平的重要因素。


最后,關于電影分級制度,近年來,曾有學者和電影從業者提出效仿美國,用電影分級制度取代電影審查制度。如前所述,著名電影導演謝飛曾指出:“我國實行多年的‘電影審查’行政管理辦法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早已不適應今天建設法治社會與市場經濟的現實了”。“以電影分級制取代行政審查,是現今我國電影事業發展面臨的重要改革課題。”實際上,早在2003年,全國政協委員王興東就曾向大會提交了一份題為《實施“兒童不宜”審定標準,電影產品分級制勢在必行》的提案,呼吁立法建立電影分級制度。王興東認為,借鑒國際通用的辦法,我國電影可以分為三個級別:普通級,這是“老少咸宜”的普通影片;一般限制級,有一定的特殊內容,限制15歲以下少兒觀看;嚴格限制級,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觀看。但是,就目前中國的國情和政治文化發展階段來看,短時期內很難實現從電影審查到電影分級的跨越。更加切實可行的方法,一方面如上所述,進一步細化和落實《電影產業促進法》的規定;另一方面逐步改進現有的電影審查制度,使之更加合理化,更加符合電影產業和電影藝術的發展方向。


因此筆者建議,可以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通過三階段演進的方式,即第一階段是現有的電影審查,第二階段是電影審查結合電影分級,第三階段完全過渡到電影分級模式。這種制度演進模式,同我們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一樣,追求循序漸進的變革之路,同時也符合電影產業同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相協調的科學規律,即每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必然要求文化觀念領域做出相應的改進或變革,二者同步協調才是最佳狀態,太快或太慢都不會有好的效果。同時,任何制度或理念的比較和借鑒,都不能脫離開本國的國情和文化傳統,都要因事因地制宜,不能照抄照搬,不能食洋不化。


就目前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現狀來說,應該處于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過渡的時期。具體來說,就是在《電影法》實施一段時間之后,在現有電影審查制度運行平穩的情勢下,電影行業的社會團體和自治組織可以在電影主管部門的指導下,參照美國等電影發達國家的慣例,以行業規范的形式自行制定電影分級體系,此分級體系主要是針對《電影法》第十六條第五、六項,即破壞公序良俗和“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或者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在此過程中,電影創作者、制片方、發行方、院線和電影主管部門,應當形成良性的溝通和互動機制,逐步探索并完善初級階段的電影分級體系。


《電影法》關于電影審查的實體和程序規定應當成為當前一段時期我國電影審查制度的法律原則,現階段無論制訂《實施細則》還是《電影管理條例》的修訂,都應以《電影法》的原則為指針,并不斷補充和完善。但是與此同時,也應當重視業界有識之士的呼聲,應當正視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以開放和積極的心態面對制度的變革和文化的演進,管理部門、學術機構以及業界自治組織,應當攜手合作,積極探討既適合中國國情,又符合世界電影發展潮流的電影審查與電影分級相結合的理念、制度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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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11 - 09
今年的秋天并沒有比往年更冷一些,但是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無疑讓今年的秋風更蕭瑟。還好,他留下了一個武俠江湖,供我們向往,供我們容身,供我們相望。作為80后90后的一代,相比金庸小說,我們更是熟悉的是金庸小說改編而來的電視劇、電影等影視作品。然而,面對眾多我們所喜愛的改編自金庸小說的影視作品,金庸本人似乎并不買賬。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把我的小說胡言亂改,我非常生氣……孩子不好,幫我教教可以,但不能生了孩子說是金庸的孩子。”由此可以看出,從文學作品到影視作品,金庸武俠江湖并非都如金庸所愿。其中有關原作品的改編權,怕是金庸最難以釋懷的。從文學作品到影視作品的改編權該如何行使?是否有一個平衡點,來尊重原作者的表達與創作者的奇思?今天內參叔想聊聊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權,以緬懷一代大俠。一、“人生若只如初見”:影視改編權出現的背景由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作品很常見,可以說,文學作品是影視創作的重要資源。以...
2018 - 11 - 06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釋義》是由北京市影視娛樂法學會的研究團隊奉獻出的精品之作。該書為影視娛樂法系列叢書之一,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現已全面上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作為一部醞釀13年、承載了幾代中國電影人夢想的法律,它吹響了中國從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的號角。這部法律的立法目的在于規范電影產業發展和市場秩序,通過簡政放權、加大扶持力度,提高電影整體發展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水平。因此從內容上來看,該法除了總則,還就電影創作攝制、電影發行放映、電影產業保障、法律責任等各方面,明確了資質審查程序及各級電影主管部門審查電影的權限,并對貼片廣告和票房核算等作出了詳細規定。然而,由于法律條款的規定相對簡明扼要,許多影視娛樂行業的從業人士在具體條文的理解上難免存在困惑。鑒于此,北京市影視娛樂法學會的研究團隊集結了來自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國政法大學、北京電影學院...
2018 - 11 - 02
近日,家喻戶曉的中醫藥保健品牌云南白藥可謂風波不斷。前有微博網友爆料云南白藥品牌牙膏含有西藥止血成分,直指其所謂的“中藥配方”是“掛羊頭賣狗肉”;后有演員楊洋向朝陽區法院起訴稱云南白藥公司擅自使用含有自己肖像的圖片、視頻進行產品宣傳,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權。據悉,楊洋訴云南白藥肖像權侵權案已于10月17日進行了庭審。兩方的糾紛究竟因何而起?楊洋方的訴求有多少合理性?這起演藝明星肖像權之爭又有何特殊之處?一、“桃花”開過落糾紛事情要從一部名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電影講起。這部改編自著名網絡小說,匯集了劉亦菲、楊洋等眾多大牌陣容的古裝仙俠奇幻電影,從開拍之初便吸引了眾多關注的目光,自然也有許多品牌想要借勢宣傳,其中便包括本案的被告——云南白藥公司。電影定于2017年8月3日上映,在映前宣傳階段,云南白藥借這一大IP的東風適時推出了“三生三世洗護套裝”、養元青三生三世洗發露等商品,大大地提升了品牌...
2018 - 11 - 01
本文是國內第一篇系統論述中國影視娛樂法理論體系與規則系統的文章,稱得上是“為娛樂業法治,為法律拓疆土”的扛鼎之作。作者:劉承韙,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美法學所所長、娛樂法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市法學會影視娛樂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文章發表于《法學雜志》2016年第12期,劉承韙老師第一時間授權《娛樂法內參》全文轉載。受字數限制,本文略去腳注,在文末以參考文獻形式展現。讓我們一起回望、預見和洞察娛樂的法治圖景。內容摘要:娛樂法是適用于娛樂行業法律規則系統的總稱,它產生于美國,并經由美國法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學科門類和法律部門,有著詳盡的法律規則和發達的法律實踐。中國影視娛樂法以從業人員、行業資金和行業著作權為其三要素,以合同為其生命線,以管制與審查為其中國特色,緊緊圍繞影視娛樂產業發展之需求搭建起自己的理論體系與規則系統。影視娛樂法的誕生是對大陸法系式的傳統法律部門劃分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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